DANIEL Inoa在大一进入达特茅斯学院时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即将踏入的是怎样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人人都在练习的运动，如马术和橄榄球，他闻所未闻。他比他想象的更努力学习，却依然没有逃过得C的命运。

半夜三更，当他和朋友纳坦桑托斯（也是一名新生）在当地杂货店购买麦片时，也没少遭受质疑的目光。一个兄弟会的成员告诉这两个非洲拉丁裔男人“你们看起来很可疑。”

这些事情不断敲打着Inoa，并提醒着他，在这个自1769年建校以来就一直充斥着白人和富裕阶层的学院里，自己从未被真正接纳。他和19岁的桑托斯都是来自波士顿的第一代大学生，同时也是单身母亲的孩子，Inoa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Santos来自波多黎各。

其实两人早就敏锐地意识到，他们遭到藐视的可能性很大：美国家庭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儿童中，只有不到1％的人能考上精英大学。最近的教育权威数据也显示，黑人成年人获得大学学位的可能性仅为白人的三分之二，而拉美裔人作为美国发展最快，种族最多的少数民族，却只有一半的可能性。

“失败的标签从一出生就打在我们身上了，”Inoa说，这就是大家对贫穷的黑人和拉丁裔年轻人的普遍看法，说着这话的同时，他望着达特茅斯的标志性特权象征：白砖建筑，黑色百叶窗，绿色草坪和丰富馆藏，说：“我们本不该出现在这里的。”

在像达特茅斯这样的常春藤联盟学校，更多的学生来自收入金字塔1％的顶尖家庭。高收入者的孩子进入精英大学的可能性是普通孩子的77倍。像Inoa和Santos这样的“另类”学生非常渴望在达特茅斯抱团取暖。作为新一批第一代大学生，他们是背负着着巨大期望来到精英学校的。

“我是我家人收入来源的最大期望，”桑托斯说，他在高中设计了自己的服装系列，并在波士顿地区与导师一起创办了一个非营利性的少数族裔学生组织。他现在正在研究社会学以及市场，管理和经济学，同时在校园里兼职工作，这样他就可以汇款回家了。他希望自己最终能够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实际上，教育是我唯一的出路。我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依靠，”桑托斯说。“这只会让我充满渴望，并且雄心勃勃。”

名校的种族隔离在数据上得以体现：在达特茅斯的4,410名本科生中，只有746名黑人和西班牙裔学生，这一群体近年来在顶尖学院和大学的占有率比35年前更低。川普发布的全新大学入学指导方针如果得到执行，只会使情况更加严峻：他的目标是废除奥巴马政府的种族配额入学政策。

Inoa和Santos都不习惯作为少数族裔脱颖而出：他们从小就在家里讲西班牙语，毕业于波士顿大多少数族裔都会就读的公立高中。两人都得到了波士顿慈善事业Janey Scholars的指导和财务支持。没有全额奖学金，达特茅斯他俩连想都不敢想，因为那里的学费一年就要73,800美元。

新罕布什尔州在哪？

在进入达特茅斯之前，Inoa说，他根本不知道新罕布什尔州在哪，因为他从未去过邻州。第一次来到达特茅斯，这座大学宽敞的教室，闪闪发光的科学实验室和兄弟会的历史建筑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真想知道他与那些穿着达特茅斯绿白制服，拖着网球拍或者准备去打高尔夫的运动型学生有什么共同之处。

“高尔夫在达特茅斯是一项真实存在的运动，这儿不光有一个高尔夫球场，而且他们还开着高尔夫球车，”Inoa说。

但Inoa从未打过高尔夫球，滑雪或打过网球。在之前的高中穿了七年的卡其裤和polo衫之后，Inoa也很难弄清楚在达特茅斯他穿什么样的衣服才算得体。

“我没有和那些富裕的人一起长大过，也不知道来自波士顿市中心的人的都是什么心态，”Inoa说。“我真的很想知道我该如何和他们产生交集。”

Inoa第一次来到白色小镇汉诺威时，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到一个理发师把他的卷发剪掉，因为不这样做的话，他就会担心自己看起来“邋遢的像狼一样”。自从看了You-Tube视频并学会了自己剪头发之后，他就买了一套工具，开始为黑人和西班牙裔同学理发。

从经济角度来看，达特茅斯的慷慨援助是无法抗拒的：它是少数几所资金雄厚的大学之一，并表示自己满足了申请人100％的财务需求。“我们的学费每年超过72,000美元，这显然是一个非常令人生畏的数字，但对于有巨大需求的学生，我们将比州立大学更慷慨，”达特茅斯的财务援助主任 G. Dino Koff说。

相较而下，即便是提供奖学金，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大学（该州的公立大学）每年也至少要收取Inoa高达22,000美元的学杂费。

尽管如此，Inoa表示54％的达特茅斯同学根本没有得到学校的经济援助，富家子弟的纸醉金迷Inoa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什么在游艇上过周末啦，去夏威夷旅行啦，亦或是买爆Range Rovers的新车啦。

Inoa和Santos都决定不邀请他们的母亲来过周末。当别人家的父母开着保时捷，打着高尔夫球，在高级餐厅品尝着刚从农场运来的新鲜蔬菜时，他们的母亲只能听着金钱熊熊燃烧的声音，心里五味杂陈。

“其实我妈妈想来”但我对她说“你跟那些人怎么比？”Inoa说。桑托斯也告诉他的母亲，她就算来了也会感到很无聊的。”

像梦一场

财富差距暂且搁置不谈，Inoa确实可以自由修医学预科课程以及社会学和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课程了，而这些课程他之前从未接触过。

“这对我来说就像是一种幻想，”Inoa在与健康科学顾问Sarah Berger会面后表示，他已加入达特茅斯医学之路计划。

Berger给了Inoa一个拥抱，询问他的研究是如何进行的，并告知了他一些课程的优点和缺点，这些课程将帮助他在明年秋天之前一直维持一个医学预科生的身份。这些建议和支持为Inoa带来了巨大的动力，那些同样接受了来自相似背景的成功高年级学生的指导的学生也受益匪浅。

桑托斯充分利用了达特茅斯的大一新生充实计划，该计划提供预先指导的活动，研讨会，静修和一系列支持。负责该计划的院长杰伊戴维斯也在办公室里放了一盒面巾纸。

戴维斯说：“人们在我们的办公室嚎啕大哭时会顺便留个名字，这样他们就不必向我道歉了。”院长希望学生们知道“挣扎是成为大学生的一部分”。

Inoa因为没有及时查看邮件而错过了该计划。尽管如此，桑托斯还是介绍了许多新生以及来自相似背景的老同学给他认识，他们给Inoa提供课程和教授的建议。

他现在不光会花点时间举重，还与桑托斯一起练习投篮，甚至参加了橄榄球俱乐部队（后来不去了，因为太影响学习）。

偶尔，他们也去兄弟会的派对转转。Inoa说他发现“派对非常无聊。他们放的歌倒是足够闹腾，但没有人真正地在跳舞！他们只是对着空气拳打脚踢！”

双重弱势

文化冲击，审视打量的眼神，常常伴随着像Inoa和Santos这样学生。哈佛社会学家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称他们为“双重弱势群体”，他们来自比较穷的公立高中。

他们在大学里遇到的困难可比杰克称之为“特权穷人”的人更多，所谓“特权穷人”是那些上过资金充足的预科或寄宿学校，并且大多参加了人脉互助平台，A Better Chance或Prep for Prep.

“对于双重弱势群体来说，在达特茅斯这样的地方融入群体需要遵守的规范和法则给他们带来的感觉是完全陌生的，”杰克说，他自己也作为阿默斯特学院的第一代黑人学生经历了被孤立的艰难岁月；他于2007年毕业于此，并于2016年获得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

“你的室友去度假乘坐的是私人飞机，去的地方你听都没听过，”杰克补充道。 Inoa和Santos说“在这些白人的地盘儿，你只能感觉自己的肤色更刺眼，囊中更羞涩。”

新研究表明，第一代大学生的社交能力往往低于同龄人。

杰克说：“发奖学金再容易不过了。”“无非就是钱嘛。真正艰难的工作是让这些学生感觉自己真正成为了学院中的一份子。”

达特茅斯的第一代大学生的比例在10％到15％之间，自2009年校方开始跟踪这一数字以来，第一代大学生的入学率一直保持在每级10％到15％之间; 下一届这个比例将达13％，这会是有史以来比例最高的一届。

根据学院提供的最新数据，2021级的拉丁裔占10％，黑人占9％。与此同时，达特茅斯表示，大约9％的新生都是校友的孩子，即所谓的“遗产入学”。这种优势现在正受到攻击，一些评论家称之为“针对富人的平权行动”。

学校报纸The Dartmouth的编辑委员会去年呼吁结束传统招生，而今年几所常春藤盟校的学生团体则要求对这种做法进行审查。杰克认为给校友招生优待不可取，“这种招生方式没有任何法律，政治或道德基础”。

达特茅斯的招生和经济援助主任李科芬在接受达特茅斯校友杂志采访时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说遗产招生“最终占每个入学学年的12％到13％”，并称他们“是申请学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改变我们打造课程方式的重要力量。我们每年的目标都是尽可能多的招收这种学生”。

Inoa更关心的则是如何为达特茅斯的少数族裔学生在公共空间创造一个包容性的氛围，他在社会学助理教授Kimberly Rogers的一个名为地位，权力，交互的课堂上讨论了相关话题。

为了减少校园内的不平等现象。罗杰斯邀请校园内的管理人员听取学生的建议，提出问题，并且采取行动。

“对话已经开始，起点已经建立，”罗杰斯说。在达特茅斯，“我们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一份报告指出，参加达特茅斯35支代表队的80名黑人运动员中有四分之三错过了新生报道会的和大部分欢迎活动；他们建议日后给这些学生补上相关活动。

另一位代表敦促取消申请中关于交换项目的问题，这些交换项目假定申请者以前就有在国外学习的旅行经历，并建议学校为家境过于贫寒的学生支付游学的额外费用。

Inoa和Santos的演讲重点是重新安排校园的社交空间，并建议学校委员会提出其他方法，让少数族裔参与决策活动，他们的目的是“让不同背景的不同人种都能感到自己受欢迎”。

达特茅斯OPAL( the Office of Pluralism and Leadership)主管第一代大学生和低收入学生的助理院长兼顾问雷切尔·伊登斯已经听过很多这样的建议，当年她从田纳西州来到新罕布什尔州时，就已经在担心学院缺乏多样性的问题了。

“在这里，我曾感觉自己真正被孤立了，”同为黑人的伊登斯说。和Inoa一样，她迷上了在汉诺威剪的那个发型; 她现在正计划着将一位发型师带到校园里为黑人女学生理发。

这里没有人这样做

Inoa用“森林效应”来概括他的大一新生生活。他选择住在没有室友的单人房间里，并且希望自己与校园里的“高雅生活”彻底脱开干系，因为他觉得这种生活太过奢侈。毕竟达特茅斯的奖学金不包括会员费，上课途中，他路过的兄弟会房子看起来白得耀眼。“他们只收自己人，”Inoa说。

他很想在达特茅斯看到更多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学生，特别是他还想像在波士顿那样随便抓住一个伙伴，旋即开始跳舞“巴恰塔，梅伦格，或是萨尔萨舞 - 但这里没有人跟我跳舞。”

他和桑托斯都不打算出国交换，而是希望在亚特兰大的莫尔豪斯学院度过一个学期的(一个历史上以黑人学生为主的学院，与达特茅斯学院有交换项目。)Inoa还希望他能更多地参与领导决策事务。

他甚至可以学习滑雪，因为达特茅斯有自己的山。

尽管遭遇了一些挫折和不适，但十分制的话，Inoa还是能给他的大一生活打八分。在他拿到第一次令人沮丧的C之后，他养成了更好的学习习惯; 他的其他课程成绩都是A和B。“我认为以后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