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金山湾区的华人主要分两类，一类是高技术移民，大多是先来美读研究生，然后在硅谷找到工作定居下来。他们多从事软件工程师的工作，有套郊区的房子，和两个会弹钢琴并且学习很好的孩子。

另一类是劳工移民，他们多来自香港或者中国沿海，跟随亲戚或者同乡来美国的中餐馆打工。

在这里，你会见到大量的中国面孔，走在华人聚居的街区，中国超市、中餐馆、中药店鳞次栉比，让你疑惑这是国内还是美国。
劳工移民的故事是什么？让我们选取一个代表人物来看一看。

在美国，你会见到这么一些中国移民，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却仍然只会一些简单的日常用语。

阿丽就是这样，她原本只是说粤语，到美国后的这几十年，她学会了讲普通话，英语却仍然磕磕巴巴。华人在这边有一个自己的生态圈，即使不会英文也可以在这个国家照样生活。这里除了有华人的商店，也有华人的银行、华人的诊所、华人的保险公司。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一艘游船上偶遇了来自香港的阿丽，阿丽五十多岁，稀疏的头发和脸上的皱纹显示着这半生经受过的压力和艰辛。迎着甲板上让人放松的微风，阿丽讲起了她的故事。

“我小的时候，爸爸在美国的饭馆里当厨子，妈妈带着我、哥哥和妹妹住在香港。爸爸每个月把他的薪水分成两半，一半供他自己的吃住，一半寄回香港 。

那些年，我们一家靠着爸爸那寄回的一半薪水生活，却也吃穿不愁。那时候对美国很向往，总是听人说美国有多好多好。等到我们都长大了，爸爸为了我们几个孩子将来能够有更好的发展，费劲周折将我们全家移民到了美国。

那年我十九岁，刚高中毕业。同学们知道我要去美国，都很羡慕。等到来了美国，才知道爸爸每月的薪水是一千块，我们全家五口的房租就要九百五十块。

于是我和哥哥不得不去餐馆打工补贴家用。刚来的时候，我一句英文都讲不出来。去麦当劳想买个汉堡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在这边也没有朋友，每天都去看几遍信箱，看有没有香港的朋友给我写信。

刚来的那几年，我一边工作，一边在附近的社区大学念书。我英文很不好，大学念的很吃力，后来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书也就没有念下去。”

“我二十二岁那年结了婚。婚后很快有了老大和老二。我和丈夫也贷款盘下了家餐馆。餐馆的经营很不顺利，老大五岁、老二一岁的时候，我们欠下了五万元的债。

面对欠债和看不到希望的生活，丈夫选择了逃避，他抛下了我们母子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来。后来我和他离婚，他留给我的是五万元的欠债和年幼的两个儿子。为了生活，我又开始去打工，同时做几份不同的工作，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

债开始慢慢还清，两个儿子也慢慢长大。有一年给一家人当保姆，好心的女主人对我说，你不妨去考个护士资格证书。她说上一个保姆就是去考了这个证后，在医院谋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我就去试了，我本来也不是读书的料，考了几年没想到竟然通过了。可是医院都嫌我年龄偏大了、英语也不好，我没有能找到护士的工作，这个证书最后也没能派上用场。我现在的工作是照顾老人。

这边有不少独居的中国老人，按照美国的习惯，孩子一般都不和父母住在一起，即使父母上了年纪。这些老人行动不便、身体也不大好。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去给他们做饭、洗衣服、带他们去医院。其实更多的时候他们是需要找个人陪他们聊天。

“你这些年都是怎么熬过来的啊？”我问。觉得阿丽这些年的生活如此艰难，接连着的希望后的失望。

“我相信上帝是爱我的”阿丽说。

很多本来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移民，到了美国后，要不了多久就开始去教会读圣经了。与其说是入乡随俗，倒不如说是内心的需求。

美国是个强调个人主义的国家，个人的自由也伴随着个人的孤独，更何况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的外国移民。

教会每周的聚会，大家一起做饭，一起唱歌，说些关乎彼此内心的话，让离群的人们好像又重新找回了归属感。

另一方面，在美国这么个崇尚个人奋斗和成功的国家，宗教同时也给了这个社会失意和失望的人们一个人性的缓冲垫。第一代移民的生活多是不易的，要面对打拼生活的艰辛，和难以融入主流社会的边缘感。人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上帝，也就不再抱怨人生的不公和焦虑未来的不安。

阿丽从小在教会学校念书，她说，那时候学校里也教圣经，但她只是当做故事来读，并不当真。到了美国后，内心的孤独让她找到了教会，找到了上帝。

离婚后的二十年，阿丽一直没有再婚。现在两个儿子也二十多岁了，早已搬出去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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